1958年，军委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初心是好的，在中苏关系变得微妙的大背景下，想要尽可能降低苏联对我军的影响，以免受制于人。 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问题被上纲上线扩大化，导致很多人受到超出实际的严厉攻击，比如说开国大将粟裕就直接影响到了后半辈子。 这种中央层面发起的政治问题，以往有过联系的人几乎都要表态。原三野司令员陈老总为避免被捆绑，攻击力度就非常大，彭老总听完他的发言后称赞： “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年谱》第690页） 其他的三野干部也都或多或少承受了压力，在那样的局势下，有的人迫于无奈附和了主流，有的人则坚决不肯批判，哪怕自己连带着挨批也不违背本心。 时任69师政委的傅奎清就是后一种情况，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了当初的遭遇和想法，过去多年仍愤愤不平。 并且傅奎清后来还做过两件很有勇气的事：接粟裕到军营、积极为粟裕平反。 傅奎清是湖北英山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之后开始在粟裕的指挥下作战。苏中的七战七捷让傅奎清充分经略到了粟裕的军事才能，接下来的莱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更是让傅奎清对粟裕心生佩服。 虽然此时两人职务差距很大，少有接触的机会，但一个能带领大家打胜仗的将军，在麾下的心里具备着超高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傅奎清仍在原三野系统里工作，1953年担任69师政委，5年后以此职参加相关会议。 或许有人会奇怪，再怎么说粟裕也是总参谋长，他的事情为何能扯到师一级？这主要在于，会议规模被不断扩大了。 一开始只是军委会议，大家说得还比较温和，随后扩大了一些范围，但是上级还是认为批判力度不够，便决定进一步扩大，从300人猛增到1400余人，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被要求参加，傅奎清是69师党委书记，正好在范围内，就临时接到了通知。 当时的氛围真的非常紧张， 批粟比较厉害的三位元帅分别是主持军委的彭老总、领导国防尖端科技的聂帅、三野/华野的老首长陈老总 ，所以敢帮粟裕说话的人少之又少。 傅奎清他们这些从三野出来的干部，被当成了重点突破对象，想从他们口中获取点“黑材料”。傅奎清在回忆录里愤愤不平： 那时批粟裕，我们华东的同志不发言，就把我们也批了，说我们的态度不端正。华东的同志都知道，粟裕二让司令，什么个人主义、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实。 只是当时他们都还人微言轻，没能起到决定性的效果，最终的结局还是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一职，戴着“帽子”，身份尴尬。而挨了批的傅奎清内心始终认为粟裕没那些“问题”，对粟裕仍充满敬佩。 60年代，已转到军事科学院院工作的粟裕非常想了解一线部队的信息，但在现实中他受到诸多限制，想下部队需层层审批，甚至有人打过招呼“别让他往军营里跑”。这种情况让粟裕内心非常难受，军科院院长叶帅见此，就建议他去东北疗养散散心。 粟裕去了，只是在沈阳、长春、大庆等几站，地方上虽接待客气，大多数要求也能满足，但都刻意避开与军事相关的地点。 种种遭遇，让粟裕以为此行也就是走马观花转一圈结束。不过抵达齐齐哈尔后，傅奎清的对待令他意外。 此时69师已经移驻东北，师部就设在齐齐哈尔，傅奎清得知老首长要来的消息，不顾别人劝阻，自己开着吉普车把粟裕接到了69师师部大院。 在这里，没有什么“教条主义”、“个人主义”、“犯错的干部”，只有一位老部下对老首长的尊敬。 那一天，也是粟裕几年来最为放松的时刻，军队里的氛围，让他怀念不已。当天的视察结束后，又是傅奎清开车带着粟裕前往火车站，给足了尊重。 《粟裕年谱》介绍这段往事时只有简短的“由二十三军政委傅奎清陪同看望了该军某师”，但背后的分量可不轻，那是傅奎清在冒着被牵连的风险啊！ 1975年，傅奎清升任为沈阳军区副政委，80年又提为福州军区政委，85年福州军区被撤销后调任南京军区政委。他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内心也想着要为老首长粟裕做些什么了。 1993年，距离粟裕逝世的事件已近十年，但他仍未得到平反。南京军区五位原三野的老干部 金治、谭肇之、秦叔瑾、黄亦凡、黄野松 希望能够实现粟裕生前的心愿，便决定联名给中央写信，让官方召开座谈会以表明态度。 他们呈递前，专门送给傅奎清检阅。傅非常认同他们的想法，支持上报中央。于是，1993年10月28日，五人向总政递交《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并希望总政转呈军委。 11月1日，傅奎清也单独写了一封信上去，上面有这样一段： “金冶、谭肇之等同志长期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们对粟裕同志生平了解较深，怀有深厚的感情。 他们建议报告的中心是恳请军委撤销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中对粟裕同志不公正的批判。那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金、谭等同志报告中所例举的事实是实际的。 为恢复粟裕同志应有的声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因此，我也赞成金冶、谭肇之等同志的建议请求。是否有